犧牲，理所當然？
犧牲，理所當然？
文／鄭筑羚
「我有自己的名字，也曾有家人，也有著想好好活下去的希望。
所以國家讓我怎麼做，我就像條狗一樣地工作，
但是這個國家卻覺得對付我們比狗還容易。」
朴晨佑以父親朴魯珪之名，在電話那一頭說控訴著政府如何草菅人命。兩年前，朴魯珪和其他工人為了政府要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緊急修復位在漢江上的麻浦大橋。這群工人趁著夜間，吊掛在橋上的欄杆趕工直到早晨。等到工作告一段落，工人們扶著欄杆坐下來想要休息一下，忽然之間，三名工人掉到河裡，朴魯珪也是其中之一。
三人在冰冷的河裡緊緊抱在一起，幸好當時的水流沒有湍急到將他們立刻沖走。然而，三人卻始終等不到救援。雖然，其他工人在事發當時立刻通報，但警察和救援人員因為有軍事演練，結果誰也沒來。三人罹難後，政府一句道歉也沒有，遺屬也沒獲得任何的補償金。憤怒的朴晨佑透過電視台的新聞直播炸毀麻浦大橋，只希望政府能正視父親的犧牲。
韓國電影《恐怖攻擊直播》以驚悚片為包裝，但故事卻是明白地在指控國家、社會對於底層人民的犧牲是如何冷漠以待、如何地視為理所當然。炸彈客以被困在麻浦大橋上的人為籌碼，要求總統對兩年前發生的職災事故道歉，但就如同兩年前的麻浦大橋事故一樣，這次總統自始至終沒現身。最後，無論是麻浦大橋，還是炸彈客威脅炸毀的大樓，裡面的人無一倖免於難。
▲《恐怖攻擊直播》控訴政府對職災勞工的冷漠，圖片來源：IMDB
▲1995年三豐百貨倒塌，造成502人喪生的嚴重災難，圖片來源：Wikimedia
近年來三星半導體生產線女工相繼發現罹患職業病，工會團體在爭取權益的過程中也發現面對富有敵國的三星集團，政府選擇了和資方站在同一陣線，檢方不查、法官不判。即便最後三星集團打壓工會、賄賂司法人員的新聞曝光，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這群罹患職業性癌症的勞工仍會被認為是為了成就經濟的必要犧牲。
▲紀錄片《無塵室背後的故事》紀錄韓國電子產業的職災問題，影片來源：Youtube
作為勞工，人似乎就會被認為微不足道，特別是底層勞工，更是被理所當然地犧牲。就像片中的朴魯珪只是個泥水工，為了多掙一天2萬5千韓元（折合台幣將近700元）的薪資，答應了夜間、緊急的工作。發生職災後，家屬也沒有資源為自己爭取權益，雇主或政府也沒有為此事件檢討改進，遺屬只能獨自承擔後果。
無論是韓國、台灣還是其他國家，底層的勞工往往是暴露在風險最大的工作環境下。2016年底發生在桃園大溪高中圖資大樓鷹架倒塌事故，承包商的職安紀錄不良卻屢屢獲得公共工程標案，罹難的5名勞工全是臨時工，其中3人沒有勞保；罹難者包括一對原住民夫妻，留下兩名仍就讀國中的孩子，未來生活茫茫。
所有職業傷病的發生，都是可以預防與避免的；職場不該淪為勞工的血汗競技場，沒有人的生命與健康是可以合理犧牲。但我們是否看見職業傷病？又或者只是旁觀他人的犧牲？對於造成職業傷病背後所蘊含的結構性問題，我們是否將之正當化與合理化？
炸彈客朴晨佑希冀政府能真誠反省與道歉，電影並沒有給予好萊塢式的壞人得到報應結局，或許導演是悲觀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每個人都是勞工，都可能是潛在的職災受害者，必須思考如何透過政策制度，翻轉、打破既有的結構，保障每個勞工的勞動人權。
延伸閱讀
《職災之後》，鄭雅文等著。
|
鄭筑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