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過勞監察】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脆弱性

2024.01.11

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脆弱性



文/敘利夫.阿里芬(Syarif Arifin)


自由新聞工作者努力製作高品質的新聞報導,讓媒體公司用來吸引廣告商。然而,記者的權益經常被忽略。媒體公司是如何控制這些記者的呢?[1]

 

2023年8月31日,來自不同組織的記者在萬隆市自由街的凡華商場舉行聲援行動。照片來源:BandungKita.id

 

喬哈(27歲,男性,化名)點著頭盤腿而坐,手指不停地擺弄著香菸,「我每月的工資只有 3.5千印尼盾」。喬哈一邊點菸一邊說,煙霧從他嘴裡吐出,彌漫了整個房間。
 

「因為文章的價錢全由點閱率決定」,他解釋稿費這麼低的原因在於文章的觀看次數。

 

這是他作為日惹當地網路媒體記者的第一筆報酬,這是一間經新聞委員會認證的媒體,與全國性媒體之間有聯網。根據新聞委員會2019 年第 3 號條例,關於新聞媒體公司的標準規定,公司有義務向記者支付 UMP(省的最低工資),並保障記者的福利。

從日惹的一所大學畢業後,喬哈應徵過多家公司,「如果我有錄取辦公室的工作,我就不會做自由新聞工作者了」。喬哈的處境逼迫他接受了一份報酬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辦公室的人稱這個為『實習生』,我們自己叫它撰稿人或自由新聞工作者」,喬哈補充說道。

「第二個月,我拿到了 40 萬印尼盾(約合新台幣800元)。他們(媒體公司)有一個計算點閱率的標準」。喬哈解釋他的工資並不是根據他提交或發表的文章來決定價格。他的工資也不是依據省基本工資計算的。報酬也不是由撰寫文章花費的精力和時間決定的。喬哈每天寫5-7篇的文章。2023 年日惹特別省的基本工資約為 19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3,804元)。

在該媒體裡,喬哈的名字被介紹為「作家」,撰寫有關體育和科技的新聞。他的每篇文章都配有圖片,喬哈強調,「沒圖沒收入」。

「自由新聞工作者」是一個流行的術語,指獨立工作、不受既定新聞目標約束、工作時間靈活的記者。他們扮演各種角色,如撰稿人、記者、攝影師、內容創作者、平面攝影師、編輯、動態攝影師或特約記者。他們也被稱為非正式記者或實地記者。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有時被稱為「tuyul」[2],他們編採、製作新聞,但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出版的新聞作品中。

 

托托克.朱羅在《新聞出版管理》(2000 年)一書中提到,自由新聞工作者獨立於媒體公司,根據發佈的新聞獲得報酬,可以獨立為任何媒體公司工作。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地位最低,低於正式記者和助理記者。

 

迪迪搭.哈亞迪.桑托索和拉尼.德維.萊斯特里在「電視媒體生產線和新聞工作的合法性」(2017 年)文章中提到,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型態有利於媒體公司。他們的作品被出版,並作為吸引觀眾和廣告商的誘餌。「自由新聞工作者的作品在擁有各種媒體網絡的公司中發佈,但他們的存在卻不被承認,他們的權利往往被忽視」。

 

自由新聞工作者不被視為是一種僱傭關係。在製造業,這個詞類似契約工、臨時工或自由工作者。近兩年,勞動夥伴關係一詞也開始流行。實際上,法規只承認兩種僱傭關係,依工作性質和類型區分為定期和不定期。此外,法規也不允許勞工的權利受到差別待遇,因為他們既為公司工作且為公司創造利潤。現實狀況卻是顛倒過來:相似的工作類型、不同的權利。過去二十年來,這種情況一直在各行各業發生。

 

接下來的三個月,喬哈轉戰北婆羅洲(北加里曼丹省)當地的網路日報,該公司還出版週刊。喬哈的名字在這家媒體裡被寫為記者,不過,他的名字並未寫入編輯的名單。他撰寫的內容涉及社會、經濟和政治。「在這裡,我每發表一篇文章就能得到報酬。如果我勤於找新聞,每月可以賺到 80 萬至 20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1,600元至4,000元)」。這個工資只有2023年北加里曼丹省基本工資的三分之二,約為 32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6,400元)。喬哈解釋說,他沒有需要撫養的人,還有從家裡得到額外的錢,可以用最低的支出來維持生計。

 

在媒體主頁的頁首區塊,有一張北婆羅洲省長和副省長的照片。右側邊欄是一家國際酒店的住宿優惠廣告,占了整個網站頁面的四分之一。喬哈撰寫的新聞頁面中間,還穿插地方政府的宣傳廣告。

 

「如果我們被指派要跑新聞,就一定要去。編輯台會立即打電話給我們,問『新聞在哪裡?』,即使我們還沒到辦公室」。喬哈說,如何執行編輯台的指示常常讓他備感壓力,不只如此,還得同時兼顧編輯的指令與新聞倫理。歸根究底,獨立工作的自由新聞工作者這個詞彙只是一個神話。

 

四個月前,喬哈離開了他的職場。「沒有資遣費」,他如此說道。現在,喬哈失業中。

 

喬哈是印尼 799 萬失業人口中的一員。據中央統計局(BPS)負責資產負債和統計分析的副局長埃迪.馬哈茂德說,失業人數與去年的840 萬人相比已有減少。像喬哈這樣的高學歷畢業生很難找到一份穩定甚至體面的工作,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據 Republika.co(2023/2/23)的報導,勞工部長伊達.法吉亞說,失業者中為高等教育者多達 12%。

 

創新的剝削

 

馬斯杜基跟他的同事們在2021年「印尼新聞數據調查」中,蒐集了全印尼3,141 家媒體的資料,其中多達 61%為網路媒體。在所有新聞業務單位中,只有 1,682個公司有經過新聞委員會的認證。

 

「數以千計的媒體,大多數被少數媒體集團所擁有」。瑪麗蓮.林在《十三聯盟:印尼媒體的集中化》(2012)一書中提到,2011 年時,大眾媒體被 13 個龐大的集團所控制。到 2018 年,就有5家媒體公司被淘汰。接下來,出現了媒體大亨。除了自己的各類型媒體之外,這8個媒體大亨還擁有其他業務,如房地產、娛樂、銀行和時尚。

 

 

來源:瑪麗蓮.林,《十三聯盟:印尼媒體的集中化》(2012)

 

根據羅斯.塔普塞爾所著的《印尼的媒體權力:寡頭、公民與數位革命》(2018),這8位媒體鉅子分別是:擁有CT Corp的海魯.丹絨、持有Global Mediacom 的陳明立、控制EMTEK 的艾迪.庫斯納迪.薩里阿特麥迪加、擁有Visi Media Asia 的巴克利集團、控制 Media Group 的蘇里亞.帕洛、持有 Beritasatu媒體控股公司的李文正家族、持有Jawa Pos 集團的余世甘和擁有 Kompas Gramedia 的雅各伯.烏達瑪。

 

以海魯.丹絨為例,他曾在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3]時代擔任經濟合作部長、自稱「白手起家」,擁有CT Corp這間集團。海魯.丹絨透過該媒體集團,控制了 Detikcom、Transmedia、Trans TV、Trans 7、Transvision、Transmedia sosial、Trans Digital Lifestyle Group、CXO Media、Beautynesia、Female Daily、Hai Bunda、Insert Live、CNN Indonesia 和 CNBC Indonesia等媒體。CT Corp 還主導娛樂業,如 Trans Studio、旅遊和酒店業,如 The Trans Hotel 和 Citilink、零售業務如 Transmart、Wendy's 和 The Coffee Bean以及透過 Mega Bank 和 Blicicil 主導金融業。

 

媒體所有權集中化致使各家新聞報導大同小異,記者的作品遍佈所有的媒體管道。當然,每個傳媒管道都為廣告提供了空間。尼爾森媒體執行董事海倫.凱薩琳提到,在各種大眾媒體中整合廣告是一種創新,「有趣的是,整合後的廣告類型更加新穎,例如,體育節目中,動畫被附著在賽場上,且廣告可以附加在虛擬廣告看板上」,海倫在 Liputan6.com上的報導如此寫道(2020/8/25)。

 

然而,記者只能從一家媒體獲得工資。儘管記者的福利不斷下降,但他們仍被要求以專業的方式工作,製作高品質的新聞。換句話說,富人的資產是由成千上萬工資低、僱傭關係不穩定的記者所撐起。

 

印尼獨立記者聯盟和塞達尼勞動資源中心(LIPS)進行了自由新聞工作者新聞價值的調查研究(2023 年)發現,在 429 名作為消息來源的記者中,約 81% 的工資是根據刊出的新聞稿件來計酬,多達 47.3%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薪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另有 15.4%的人工資不確定。

 

該研究指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彈性工時只是神話,他們每天都在製作新聞,約有 6.5%的記者提到,他們每月需要提交30篇新聞報導,供稿20篇新聞的人佔5.8%,提供100篇新聞的佔5.6%。為了獲得這些新聞,他們需要工作 8 小時或更長時間,約 65.4%的人提到他們每天須工作 8 小時以上,只有 34.5%的人每天工作時間少於 8 小時。

 

大部分受訪者受僱的媒體,來自10家新聞母集團,分別為Kompas Gramedia、PT Trans Corpora、Lembaga Radio Televisi Republik Indonesia、PT Global Mediacom、PT Elang Mahkota Teknologi Tbk、LKBN Antara、Jawa Pos Group、Media Group、PT Tempo Inti Media 和 PT Arkadia Media Nusantara。

來源:印尼獨立記者聯盟與LIPS的研究(2023)

 

這些記者要剝削自己,才能製作出高品質的新聞。約 93.9%的記者得不到業務用車等支援,91%的記者得不到諮詢支援,82.4%的記者拿不到照相機和錄音設備,80.8%的記者也沒有意外保險。

 

此外,新聞作品只根據瀏覽次數或讀者數量來獲得報酬。媒體公司將作者與讀者貨幣化,一個讀者得一點,一點是100印尼盾(新台幣0.2元)。當作者收集到 2,500 個點(相當於 25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500元)時,點數才可以兌現。

 

使用點數制度的媒體集團之一是針對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多媒體平台。這些公司提供的廣告價格高昂,種類繁多。時間長度為 30 秒、圖片尺寸為970x250和300x250的電視廣告片頭價格約為1.1億印尼盾(約新台幣22萬元)。放在文章中心位置投放100KB大小的普通300x250和320x100廣告,價格約為2千萬印尼盾(約新台幣4萬元)。

 

亞努阿.努格羅霍與他的同事在《印尼媒體業的發展》(2012 年)書中提到,當媒體公司紛紛湧入媒體融合並增加廣告欄位時,媒體的持有者就已將大眾視為消費者,而非擁有投票權的公民。新聞界作為教育者和監督者的角色正在消失,資訊變成吸引著眾多企業和政府廣告的商品。

 

據說,新聞媒體的收入來源是報紙銷售、訂閱費和廣告。在記者中流傳著這樣一句名言:「新聞是媒體的血液,廣告是媒體的靈魂」。然而,當大眾媒體的收視率很高,廣告鋪天蓋地時,利潤顯然沒有流向記者,媒體老闆會選擇建立一家新公司。相反,當廣告減少時,承擔風險的是記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下,廣告數量減少,記者的福利也跟著減少。

自由新聞工作者,零工的擴張


媒體公司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其中有很多記者以各種類型的勞動關係工作。「印尼到底有多少記者?只有天知道」,新聞委員會副主席亨德利.查魯丁.班貢在Medcom.id上這麼說(2019/9/16)。班貢估計,印尼現在的記者人數約有12萬人。

 

事實上,根本沒有記者人數的官方資料,尤其是那些被稱為「自由工作者」的記者,就像印尼有多少契約工或臨時工的問題一樣。沒有記者人數的有效數據代表著雇主不遵守強制性勞動報告制度。而且,這些領域的法規執行情況最差。1981年第7號勞動法關於強制性勞動報告規定,每家公司都有義務報告公司內部的員工身分、僱傭關係、勞動保護和就業機會。勞工部人力法律規範審查主任尤利.阿迪拉特納在 Detik.com 上發表的文章(2021/9/1)中指出,全國2.6千萬間公司中,只有359,703家登記了公司強制勞動報告(WLKP)。

 

如果參考中央統計局2023 年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正式部門工作的人數約為 5,529 萬人,非正式部門的人數為 8,334 萬人,這些人主要從事 17 種工作,其中包括資訊和通訊部門。在資訊和通訊部門工作的人數為 1,009,091 人,這個數字可以再被分為6種就業型態,如自營作業者(191,946 人)、有僱員的企業主(35,120 人)、勞工/工人/辦事員(679,202 人)、自由工作者(24,583 人)、家屬工作者/無報酬者(37,993 人)。

 

自由新聞工作者人數的增加與媒體所有權集中化、勞動力市場彈性化的擴大及執法不力三者互相助長。勞動力市場彈性化在1980年代開始實施,在2000年代擴大與加強。正如揚.布雷曼在《一個虛假的概念?》 (2013)中提到,「工作類型分層是利潤導向的勞動制度特徵」。布雷曼認為,這類不穩定就業在前殖民地並非新現象,19世紀末,這些非正式工作支撐了發達國家的長期工作。

 

不同與喬哈迫於形勢,勉強接受自由新聞工作者這個身分,也有一些記者選擇作為自由新聞工作者。對埃科.羅斯迪安托這位2022年Oktavianus Pogou新聞獎得主來說,成為自由新聞工作者意味著獲得學習的自由,可以接觸很多人,為邊緣化群體發聲。他說,雖然自由新聞工作者收入不足,「但我們做得很開心」。正如他在《啟發者》(2022/2/9)上所說的那樣,「並視為是一種崇敬」。然而,眾所周知,勞動權利不受個人動機的影響。自由新聞工作者為媒體公司工作,而媒體公司定期製作新聞,新聞是商品化的。當然,他們有權獲得長期僱傭關係和合理工資。

 

新聞自由是開放的,科技發展,整個社會的新聞消費模式發生了變化,大眾傳媒行業也發生了轉變。平面新聞媒體減少,網路媒體大幅增加。一些媒體所有者晉升集團鉅子,建立了政黨或在政府中擔任要職,記者的命運卻一落千丈。

 

喬哈是被稱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眾多記者之一。由於貼上了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標籤,其權利與正式記者有所區別。然而,作為記者,他們的義務是相似的:製作符合新聞倫理的新聞報導。他們還要面對有可能導致職業病的工作型態,以及可能導致工傷事故,甚至造成生命損失的危險工作場所。


(作者敘利夫.阿里芬為印尼塞達尼勞動資源中心主任)


原文載於亞洲過勞監察 K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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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2023年9月25日刊登於Tulisan majalahsedane.org,題目為「新聞製造者的苦難」。

[2]譯注,tuyul在印尼文裡為「小鬼」的意思,為人所飼養,為主人竊取他人的錢財。詳見: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toyol

[3]譯注,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為印尼第六任總統,也是首位直接民選總統,於2004年當選、2009年連任,2014年卸任。




 

 













 

亞洲過勞監察(KWA)是一個分享過勞過勞死資訊的非營利平台。KWA 的前身東亞過勞死觀察 (KWEA) 由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非營利組織於 2020 年成立,其中包括韓國的韓國勞動安全保健研究所 (KILSH)台灣的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Taiwan OSH Link)日本的POSSE ,2023 年加入印尼Sedane 勞動力資源中心(LIPS)更名為亞洲過勞監察。


本專欄中文版將於每個月10日刊出,每個月分別輪流由韓國、台灣、日本、印尼報告各國國內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