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安議題

六月23日，新聞媒體報導，政府打算調降過勞死的認定門檻。此一門檻是厚生勞動省用來認定勞工因腦部或心血管疾病死亡，是否與工作或過勞有關。

目前的過勞死門檻，在過去20年間幾乎不曾改變。根據此一門檻，如果某一勞工在發病前一個月，超時工作加班100小時，或是發病前的二到六個月，平均每月加班工時80小時，就很有可能會被認定死亡原因與工作有關。理論上，超時並不是認定過勞死的唯一標準；政府還會將其他職場狀況列入考慮，畢竟這些狀況可能導致勞工感受到壓力，但基本上工時還是門檻。這也足以證明為什麼在所有獲認定是過勞死的個案中，只有一成的平均加班工時少於80小時。

20年來，日本過勞死門檻幾乎不變，日前傳出政府有意調整認定標準。圖為2018年於東京的抗議行動，圖片來源：Wikipedia

過勞死罹難者家屬團體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降低過勞死的門檻。過去出現許多個案未被政府或法院認定是過勞死，單純僅因為罹難者每月「只」超時工作60到70小時。更讓家屬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他們很難從公司取得任何可能透露勞工工作狀況的證據。政府自己曾宣稱，如果勞工每月超時工作45小時，就會有很高風險罹患腦部或心血管疾病。除此之外，世界衛生組織的最新報告也顯示，勞工每周工作55小時（在每周工時40小時的標準下、每月超時60小時），罹患腦部或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更高。顯然「80小時」的過勞門檻不只漠視大量相關主題學術研究的建議，同時也讓許多罹難者（與其家屬）難以尋求政府的補償。

不過，工時門檻該如何調降，各界意見卻還莫衷一是。政府打算增加多重標準用來認定受傷或生病是否與工作相關，以便「用更整體、更全面的方式審查個案」。新的標準可能新增包括：海外出差到時差達4小時以上的國家、工作休息間隔少於11小時[1]，以及沒有任何休假。然而根據媒體報導，政府並不覺得有充分證據顯示，有必要降低過勞工時門檻。

家事服務工作者未受勞權保障

儘管許多勞工都已納入《勞動基準法》保護範圍，但受僱於個人的家事服務工作者或家政勞工，並未獲得同等保障。《勞基法》第116條規定，本法「不適用同住親屬彼此間的聘僱業務，也不適用於家政勞工」，明確將家政勞工排除在《勞基法》保障之外。既然家政勞工遭《勞基法》排除在外，這也代表他們不在職災補償計畫的涵蓋範圍內，如果在私人家庭內工作時受傷，就不會被認定是與工作相關的職災。

在日本，受僱於私人家庭的家政工並未受到《勞基法》的保障，發生職災將無法獲得任何保障。示意圖，圖片來源：photoAC

必須注意的是，家政勞工若是受僱於仲介公司，被指派到個人家庭內工作，就可受《勞基法》保障。只有與私人家庭簽署勞動契約的家政勞工，才不在《勞基法》的保障範疇內（從勞權保障的觀點來看，勞工是否與其雇主同住，並非關鍵）。家政勞工是唯一遭明定無法申請職災補償的勞工族群。

《勞基法》生效已近70年，家政勞工的職災補償計畫總算成為社會議題。一名68歲的日本籍家政勞工，2015年時因24小時不眠不休、連續工作6天後，突因心臟病猝死。她的先生在2017年向涉谷區勞動局申請職災補償，結果遭到駁回，原因是根據《勞基法》第116條第2款，罹難者被認定是家政勞工。

在日本勞權團體POSSE的協助下，罹難者72歲的先生在2020年三月，到東京地方法院對厚生勞動省提告，主張他有權因妻子的喪命獲得政府補償，同時也控訴政府歧視受僱於個人家庭的家政勞工，有違憲之虞。這應該是史上首例為家政勞工爭取權益的訴訟案，目前官司仍在進行中。

為了鼓勵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日本政府設置「經濟特區」，允許外籍移工進入特區充當家政勞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來自菲律賓的外籍移工，有超過千名女性到日本從事家事服務工作。儘管這些外籍移工因為都受僱於大型長照機構，因此都受到《勞基法》保障，但是一旦他們（或任何的家事服務工作者）改被私人家庭僱用，他們會立即喪失所有勞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