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過勞監察】簡介台灣的過勞認定發展
2020.04.10
簡介台灣的過勞認定發展
文／黃怡翎
過勞議題為東亞國家特別顯著的文化現象，綜觀世界各國，僅有日本、韓國、台灣將過勞所導致的腦心血管疾病納入職業病補償範圍。近幾年來台灣過勞的案件開始浮出檯面，根據勞保統計資料發現，自2011年到2019年，9年來總計有679件勞工過勞（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申請件數，其中有236人死亡，173人失能，平均每八天約有一名勞工因過勞而死亡或失能。然而此統計數字顯然只是冰山的一角，有許多是因舉證困難而無法通過職業病的認定，又或者是未依法投保，而不在統計數字當中，但都顯示過勞已經嚴重影響勞工的健康。
回顧台灣過勞疾病認定的歷史背景，台灣早在1991年就已經公布「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但由於過勞相關疾病尚未納入官方的職業病列表，因此，當有疑似案件時，只能依據該指引來進行個案認定。此外，由於當時的認定標準非常嚴格，例如發病當日前一天需接近24小時不眠不休工作，或須在工作場所發病，才能被認定與工作相關。導致一直到2006年才有第一件過勞的案件通過官方的認定。
過勞的認定標準至今已經過幾次修正，最關鍵的修正在2010年。改變的契機來自於一個過勞死的案件，徐紹斌，一名南亞科技的工程師。在一個如常的早上，徐紹斌的爸爸發現已經過了上班時間但他卻還沒起床，去敲門也沒人應，才發現他趴在電腦前已經死亡，旁邊都是堆滿公司的文件，那年他才只有29歲。檢視他的工作狀況，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以上，有時甚至到16-19小時，平均每個月加班工時都達到超過100，最高還有到139小時。家屬認為他是過勞死，向勞保申請職災死亡補償，但由於徐紹斌死亡的地點在家裡而非公司，再加上公司不願承認他的工時過長，使得當時申請勞保的職災補償未獲通過。
家屬出席記者會控訴過勞死的認定制度不公平。
當時我還在立法委員黃淑英辦公室擔任國會助理，徐紹斌的家屬來找我們幫忙，我們一起召開了記者會向勞動部抗議，此事件引發當時社會輿論廣大的討論，勞動部在壓力之下，參考日本的認定指引，修改放寬了過勞死的認定標準。隔年，2011年，通過職災保險補償申請的過勞案件大幅增加，共有88件，比2010年多了2.6倍。
除了過勞引發腦血管、心臟疾病外，近年來因過勞導致精神疾病或過勞自殺的問題，也開始被社會大眾關注。台灣在2009年訂定「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正式將因工作壓力導致的精神疾病納入職業病。但實際上能通過官方認定職業病的比率非常低。10年來僅36件通過認定，平均一年不到4件，其中又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為主，也就是勞工因遭遇職災事故後，導致後續發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精神疾病問題。實際上因為長工時、高壓力，或職場性騷擾、職場暴力、霸凌等因素導致罹患精神疾病的案例通過數非常少，而因過勞自殺的案件至今也僅有7件。這並非代表台灣職場沒有相關問題，主因在於認定不易，許多勞工無法通過認定的標準。
台灣在2012年通過第一個自殺被認定為職業病的案例，他是張倍逢，在台塑六輕廠擔任監工，負責監督公司正在施行的工程是否有符合安全衛生的規範。結果因承攬商不遵守工安規定，屢次要求承攬商改善不聽，張倍逢只好向主管反應，主管卻反要求他放水，要他不要管太多致影響到工程進度，這使得張倍逢工作壓力非常大，很擔心廠區發生工安意外。2011年10月，張倍逢傳簡訊給同事，內容寫著：「無法達到政府、公司、工程要求，我個人對公司感到非常抱歉，我將在煉二廠以死負責。」便從廠區25公尺高的平台跳下自殺身亡。當時張倍逢才29歲，自殺時的下一個禮拜就要舉行婚禮。這個案子最後被勞動部認定是因工作壓力導致自殺，成為我國第一件自殺被列為職業病的案例。
張倍逢在死前留下簡訊，對於無法完成工作只能以死來負責。
由於相關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們在2015年撰寫了一本書《過勞之島》，紀錄許多過勞死勞工的故事，同時探討過勞現象的問題與原因。這本書出版後，立法院特別安排了勞動部到衛環委員會針對本書提到的問題進行專案報告，使得長工時的問題有更多討論，更在當年通過修法，降低每周的法定工時上限，由過去的雙週不得超過84小時，降低到每周不得超過40小時。
但這只是改變的一小步，還有許多制度上的問題需要我們繼續努力推動改善，我們需要不斷的行動，讓所有勞工都能得到合理的權益保障。
（作者黃怡翎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
原文載於東亞過勞監察 KWEA
（作者黃怡翎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
原文載於東亞過勞監察 KW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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