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政府看見過勞之島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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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橋茉莉自東京大學畢業後即任職於日本最大廣告公司－電通株式會社，但工作不到1年，她在員工宿舍跳樓自殺身亡，終年只有24歲。厚生勞動省調查發現，高橋輕生前1個月的加班時數劇增至105個小時。 圖片來源：JAPAN TI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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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怡翎
芸芸是一名處理海外業務客服的勞工，平日早上九點半上班，加班是常態，每個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需工作至晚上十一點才能下班；雖有周休二日，但每到了星期五，便是芸芸的惡夢開始，工作到周六凌晨是家常便飯，甚至還有到凌晨三、四點的情況，六、日回到家，就累到只能放空。
在一個如常工作到四點多的周六凌晨，芸芸把該回的工作信件回完，打完下班卡，接著走到公司頂樓，便一躍而下，結束她還不到四十歲的人生。這個傷心的故事是上個月接到的職災個案，翻看著她生前留下的手記，我看見一個人如何漸漸的被工作壓垮、自我否定，長期以來只求能有一天睡好睡飽，最後走上絕路來尋求解脫。當「睡飽」這項基本需求竟成了勞工奢求的時候，行政院卻提出勞基法修法草案，為因應企業的營業需求而修法讓工時更為彈性，無疑是讓台灣的過勞問題更加惡化。
過勞自殺的日本經驗
日前剛結束的「2017台灣國際勞工影展」，便以「產業變遷中的過勞時代」作為主題，開幕片「用過即丟的工人：過勞自殺」，是日本的深田志穗導演拍攝的作品，片中一段故事描寫著：一名從電車月台上跳下自殺的勞工，在他衣服口袋裡留有遺書，上頭寫著「我很抱歉，我無法再繼續工作了，我不知道為什麼。為公司帶來這麼多困擾，我真的很抱歉。」信中他重複道歉超過了20次。他的妻子指出：「很多人在遺書裡道歉，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知道自殺是不對的。但是他們的痛苦實在太難以忍受，唯一能從這種痛苦解脫的方法好像只剩下自殺。」
日本在1980年代開始，過勞死的案例層出不窮，使得社會上開始關注長時間工作導致的問題，腦心血管疾病也得以被認可為職業病的補償範圍。直到1990年代，更有「過勞自殺」的案件不斷浮現；90年代後半，日本的法院也開始將「過勞自殺」判定為職災事件，因過勞或職場霸凌所導致的精神疾病、憂鬱症等問題，也開始受到重視。
2015年聖誕夜，日本最大的廣告企業「電通公司」，發生員工高橋茉莉在宿舍跳樓自殺身亡的事件，引起社會輿論廣大討論，隔年被認定為過勞職災案件，隨後電通公司社長石井直引咎請辭。根據統計，2016年日本因精神疾病問題所提出職災申請的案件就有1,586件，自殺事件申請案則有198件，已成為國內職場上嚴重的問題之一。
勞基法修惡，加重過勞之島惡名
台灣近年來因居高不下的長工時現象，使得過勞也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依據勞動部統計，台灣去年的年總工時高達2,034小時，與全球37個先進國家相比，排名第五，僅次於新加坡、墨西哥、南韓與希臘，遠遠超過德國的1,363小時。長工時的結果，台灣淪為過勞之島，自2011年至2016年底，6年來通過勞保核發過勞的案件數就高達466件，其中有178人死亡，平均不到5天就有一個勞工因過勞而發病。
為擺脫過勞之島的惡名，各界不斷呼籲應努力降低工時以避免過勞，去年立法院通過「一例一休」的法案，希望能減緩超時加班的問題。遺憾的是，該法施行至今仍不到一年，行政院政策竟180度大轉彎，於日前再次提出新的勞基法修法草案，共提出打破「七休一」原則，勞工可連續工作12天等五點修法方向，此修法內容顯然讓台灣的現況更加惡化，亦是大大違背國際勞動法令的精神。
國際勞工組織（ILO）於1921年就已頒布《第十四號公約》：規範勞工每七日內應享受連續二十四小時休息。七休一原則早已是國際共識，行政院卻反其道而行，提出退步修法，忽視勞工的身心健康保障。此外，在輪班工作者的工時間隔規範上，國際上先進國家多規範須至少有連續10-12小時的休息時間，甚至進一步規範夜班工作者的每日工時連同加班時間上限不得超過10小時。但行政院竟以產業需求為由，將間隔標準降至8小時，讓勞工難以獲得充分休息。
蝶戀花事件的慘痛教訓仍歷歷在目，更多因疲勞、混亂排班所導致的災禍持續發生中，行政院主動修法棄守勞工健康安全保障，令人難以接受。行政立法機關應懸崖勒馬，看見過勞之島的處境，立即退回修法。
（作者黃怡翎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