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安議題

媒體報導指出，依據勞保局最新統計顯示，去年我國職業病給付共706人次，較前一年大減27%，為六年來最低。且去年下半年職業病的核定率僅46.76%，也是創2012年開始公布核定率以來最低，而過勞案件的核定率更只有二成出頭。雖然勞保局代表回應表示，職業病認定並未特別嚴格，甚至採從寬原則，去年給付件數減少，看不出特別原因。但事實上，根據國際統計資料可發現，台灣長期以來職業病的補償率就遠低於國際經驗，再觀察近幾年來台灣的職場環境並未有大幅的進步與改善，此次職業病案件數大幅減少、申請職災給付的核定率再創新低，皆可顯示出國內對於職災認定的保守態度。

認定嚴格，課予勞工更多的舉證責任

日前有一名在馬場工作的員工於上班時間騎馬摔傷，造成腰椎骨折，向勞保局申請職災保險給付遭駁回，勞保局認為，「沒有證據能證明這位員工的工作內容包含騎馬」，同時也以受傷員工「僅門診治療未住院診療」，而不給予普通傷病給付。勞工提起訴願遭勞保局駁回，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亦支持勞保局立場（104,訴38）。這看似中立的判斷，卻暗藏行政機關長久以來對於職災認定的保守態度。

此案件的爭執點在於，「勞工受傷是否為執行職務所致」。勞工主張，騎乘使馬匹運動為其工作內容，且公司指派她參加技能檢定、技能競賽等相關活動；事發當下，公司亦主動提供「職業傷病門診單」，並在表單上勾選「雇主指派...活動而致之傷害」之選項。雇主則強調，員工可在下班或空閒時間騎馬，屬員工福利但非工作內容；事故發生後公司提供「職業傷病門診單」，是因為不熟悉法令，「以為對勞工有利」、「不知道這張職業傷病門診單的嚴重性」而誤開。雖然災害事故發生於工作地點及工作時間，但對於「是否執行業務所致」，雙方各執一詞，但皆無法提出確切證據。

為何勞保局與行政法院以「沒有證據能證明勞工的工作內容包含騎馬」為由，駁回受傷勞工的職災保險請求？為何不是以「沒有證據證明勞工的工作內容不包含騎馬」做為認定依準？如此的認定標準，更是讓勞工需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但事實上，在職災事故中，許多資料多數掌握在雇主身上，如工作環境現場資料、有害物質暴露證據、工作指派情形、出勤紀錄等，要求較弱勢的勞工負擔較高的舉證責任，並不公平。

現行職災補償制度不良，致使職業病認定趨向保守

我們認為，勞保局與法院的認定傾向保守，以及雇主普遍拒絕承認職災，是法律制度設計不當所致，癥結在於勞保、勞基法與民法過失賠償責任的連動關係。回歸職災保險的目的，應是透過強制性的社會保險，使受傷勞工能得到立即且充足的保障，並降低職災事故發生後，勞雇雙方因立場的迥異所導致的勞雇衝突。社會保險補償與民事損害賠償目的不同，前者在於保障而非究責，因此職災認定不應太過限縮，才能充分保護勞工，也才能保護雇主免於過大的財務壓力。但由於台灣職災補償制度的設計不當，造成現行職災保險給付不足，雇主需另外負擔勞基法的補償責任，雇主因擔心需負擔補償差額，又擔心連帶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而處處阻撓勞工申請勞保局的職災認定，勞雇關係也因此常以破裂收場。

由於一旦確認為職業病，除了可核發勞保職災給付的補償外，雇主多半仍需負擔保險給付不足的差額，以及因過失導致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在職業病認定單位部分，便往往力求職災發生因果關係明確的證據，以作為確立雇主責任的依據，對於許多明顯可能為職業傷病的案件，但因其因果關係證據難以取得的情形，如職業性癌症等，便難以被成功認定。

要解決職業傷病認定與補償爭議，最根本之道在於制度改革。應盡速制訂《職業災害保險法》。唯有透過修法，重新確立職災保險給付精神並擴大給付標準，才能有效降低勞雇衝突，並充分保障受災勞工。透過職災保險法的單獨立法，建立合理的職災補償制度，讓不幸遭遇職災的勞工能立即得到合理的補償，且強化職災重建復工制度，讓職災勞工得以重回職場，維護勞動尊嚴，並藉由完善的職災補償制度．促進職災預防工作（如針對已發生之職災案例進行統計與分析，找出危險因子等），進而降低職災發生率。再加以有效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職災預防工作，才能真正還給勞工安全、健康的勞動環境。

（作者鄭雅文、黃怡翎為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理事長、執行長）

原文載於勞動者第1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