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過勞監察】公務員在重大天災期間的過勞問題
公務員在重大天災期間的過勞問題[1]
文/今野晴貴
距離2024年能登半島地震已經過去兩個月,但仍有一些地區的供水等管線設施尚未恢復,各地的重建工作也被指出存在延誤。同時,參與救災重建工作的行政人員過勞問題也成為一個議題。
能登半島地震後,國土交通省人員在石川縣進行緊急風險評估。圖片來源:wikimedia
在受災嚴重的石川縣輪島市,77%的行政人員在一個月內加班超過100小時,超過了所謂的過勞死門檻。
石川縣其他城市的情況也類似,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石川縣的許多公務員可能會因過度勞累而死亡或因此罹患精神疾病。包括大規模地震在內的天災過去曾發生過多次,每次重大災害發生時,受災地區的政府員工過勞情況屢屢被報導,實際參與重建工作的人員中也有許多因過勞而死亡的案例。
本文將透過檢視13年前於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以及其他災害,來探討重建過程中的過勞問題。
因災害導致許多「過勞死」
2011年的東日本大震災造成了範圍廣大的損害,且公共和私人部門的許多工作人員明顯地因重建工作而過勞。
根據災後10年首次公布的官方統計,受災地區最嚴重的岩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三縣的地方政府員工中,發生與工作相關的事故有128例和4例過勞死亡(包括自殺)的案件。
2017年,地震發生6年後,福島縣磐城市一名20多歲的男性公務員,由於海嘯重建工作和處理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撤離人員的工作量增加,被迫每月加班152小時,最終導致他自殺。
這場災難不僅迫使地方政府官員,也使中央政府官員超時工作。據報導,一名環境省員工(當時28歲)在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參與淨化工程,設計儲存設施以處理淨化過程中所清除的土壤,被迫每月加班超過96小時,因而罹患憂鬱症,後來該病被官方認定為與工作相關。
當然,這些案例和數據僅是冰山一角。即使勞工死亡,他們的死亡也不會自動被計算為「過勞死」。為了讓死亡被調查,死者的家屬必須首先認為死亡是由工作引起的,然後提出職災補償的申請。
此外,由於需要提供長工時和突然工作負荷過重的「證明」,才能被認定為職災死亡,因此大多數案例實際上被判定為是「個人疾病」。在像東日本大地震這樣的大規模災害中,僅有4起政府員工的過勞死案例,這表明有大量案例未被報告和統計。
天災與過勞死
自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以來,情況並沒有改善。2018年8月,颱風襲擊和歌山縣田邊市時,負責該市災害管理系統的57歲危機管理局局長因在極端壓力下連續工作兩天而死於腦溢血。
此外,在2020年7月受九州地區暴雨影響的熊本縣五個市町村中,共有超過300名公務員在那個月內加班超過100小時。
在經歷2023年9月創紀錄降雨的茨城縣日立市、北茨城市和高萩市,共有15名員工每月加班超過100小時。
每年各地都會發生「破紀錄」的暴雨和颱風等天然災害,而在新冠疫情期間,護理師、醫生和公共衛生工作者的超時工作已被視為問題,但此類引起的過勞死並不是「天然災害」。
從保護工作者健康的角度來看,確保在「正常時期」就有足夠的人員和支持系統,以防緊急狀況是理所當然的。
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反覆出現很多次,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它凸顯出國家和地方政府對公務人員健康的忽視程度。
私營部門也有地震導致的過勞死
雖然我們討論了公務人員的過勞死議題,但也不能忽視私部門的過勞死問題。
在NPO Posse處理的一個案例中,一名任職於岩手縣一家機械製造工廠的51歲男子,在2011年地震後約六個月死於腦幹出血。
即使在地震發生前,該名男子就已經長時間工作,每天晚上21:00或22:00才回家。地震過後,他回家的時間變成22:00或23:00,一個月內加班了111小時9分鐘,遠超過過勞死門檻。在他死後一年被認定為職災,法院也於2021年1月作出判決,認定公司負有責任。
2016年,一名參與岩手縣JR大船渡線修復工作的一家中型總承包商員工,每個月加班約96小時,因長期積累的疲勞導致急性主動脈剝離?而死亡。這個案例顯示不僅是在災後的緊急救援階段,工作者在參與災後重建工作時,也存在超時工作的情況。
過勞死不是天然災害
災害發生後,不可避免地需求工作者迅速做出應對。但如前所述,這不應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必須從過去吸取教訓,杜絕因災害應變過程中的過勞死。
然而,在最近發生的能登半島地震中,石川縣政府每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的職員就有730名員工,約占四分之一的總人數。同樣的情況一次又一次地發生。
首先,石川縣政府在「正常狀況下」就有大約30名公務員每月加班超過100小時,意味著這30人已經面臨過勞死的風險。整體而言,根據統計資料,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前的2018會計年度,地方政府公務員每月加班超過45小時的比例為4.8%,每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的比例為0.3%,即約39,000人[2];可見在地震前就已經存在人手不足的問題。
這是以「行政改革」名義減少公務員人數的結果。地方政府員工總數從1994年的峰值328萬減少到2022年的280萬,約20年內減少了15%。即使在正常時期,公務人員也被迫長時間工作以「填補」人手短缺的問題。這可能會妨礙日常提供必要的行政服務,更不用說在災害發生時能否充分應對。
包括能登半島地震期間因過勞死和過勞憂鬱在內的勞動問題,可預見將來會變得更加普遍。為了汲取過去的「教訓」,讓那些因過勞死亡的親人或熟人,能被正式認定為職業病,讓公司和政府承擔起責任,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作者今野晴貴為POSSE代表理事,英譯者岩橋誠為POSSE工作人員)
原文載於亞洲過勞監察 K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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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為英譯,原文由今野晴貴於2024年3月撰寫並以日文發表:「繰り返される「災害時」の過労死 3.11の教訓は活かされているのか?」。
[2]譯注,統計資料請參見:日本総務省「令和元年度地方公共団体の勤務条件等に関する調査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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