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過勞監察】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脆弱性
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脆弱性
文／敘利夫．阿里芬（Syarif Arifin）
自由新聞工作者努力製作高品質的新聞報導，讓媒體公司用來吸引廣告商。然而，記者的權益經常被忽略。媒體公司是如何控制這些記者的呢？[1]
2023年8月31日，來自不同組織的記者在萬隆市自由街的凡華商場舉行聲援行動。照片來源：BandungKita.id
喬哈（27歲，男性，化名）點著頭盤腿而坐，手指不停地擺弄著香菸，「我每月的工資只有 3.5千印尼盾」。喬哈一邊點菸一邊說，煙霧從他嘴裡吐出，彌漫了整個房間。
「因為文章的價錢全由點閱率決定」，他解釋稿費這麼低的原因在於文章的觀看次數。
這是他作為日惹當地網路媒體記者的第一筆報酬，這是一間經新聞委員會認證的媒體，與全國性媒體之間有聯網。根據新聞委員會2019 年第 3 號條例，關於新聞媒體公司的標準規定，公司有義務向記者支付 UMP（省的最低工資），並保障記者的福利。
從日惹的一所大學畢業後，喬哈應徵過多家公司，「如果我有錄取辦公室的工作，我就不會做自由新聞工作者了」。喬哈的處境逼迫他接受了一份報酬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辦公室的人稱這個為『實習生』，我們自己叫它撰稿人或自由新聞工作者」，喬哈補充說道。
「第二個月，我拿到了 40 萬印尼盾（約合新台幣800元）。他們（媒體公司）有一個計算點閱率的標準」。喬哈解釋他的工資並不是根據他提交或發表的文章來決定價格。他的工資也不是依據省基本工資計算的。報酬也不是由撰寫文章花費的精力和時間決定的。喬哈每天寫5-7篇的文章。2023 年日惹特別省的基本工資約為 19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3,804元）。
在該媒體裡，喬哈的名字被介紹為「作家」，撰寫有關體育和科技的新聞。他的每篇文章都配有圖片，喬哈強調，「沒圖沒收入」。
「自由新聞工作者」是一個流行的術語，指獨立工作、不受既定新聞目標約束、工作時間靈活的記者。他們扮演各種角色，如撰稿人、記者、攝影師、內容創作者、平面攝影師、編輯、動態攝影師或特約記者。他們也被稱為非正式記者或實地記者。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有時被稱為「tuyul」[2]，他們編採、製作新聞，但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出版的新聞作品中。
托托克．朱羅在《新聞出版管理》（2000 年）一書中提到，自由新聞工作者獨立於媒體公司，根據發佈的新聞獲得報酬，可以獨立為任何媒體公司工作。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地位最低，低於正式記者和助理記者。
迪迪搭．哈亞迪．桑托索和拉尼．德維．萊斯特里在「電視媒體生產線和新聞工作的合法性」（2017 年）文章中提到，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型態有利於媒體公司。他們的作品被出版，並作為吸引觀眾和廣告商的誘餌。「自由新聞工作者的作品在擁有各種媒體網絡的公司中發佈，但他們的存在卻不被承認，他們的權利往往被忽視」。
自由新聞工作者不被視為是一種僱傭關係。在製造業，這個詞類似契約工、臨時工或自由工作者。近兩年，勞動夥伴關係一詞也開始流行。實際上，法規只承認兩種僱傭關係，依工作性質和類型區分為定期和不定期。此外，法規也不允許勞工的權利受到差別待遇，因為他們既為公司工作且為公司創造利潤。現實狀況卻是顛倒過來：相似的工作類型、不同的權利。過去二十年來，這種情況一直在各行各業發生。
接下來的三個月，喬哈轉戰北婆羅洲（北加里曼丹省）當地的網路日報，該公司還出版週刊。喬哈的名字在這家媒體裡被寫為記者，不過，他的名字並未寫入編輯的名單。他撰寫的內容涉及社會、經濟和政治。「在這裡，我每發表一篇文章就能得到報酬。如果我勤於找新聞，每月可以賺到 80 萬至 20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1,600元至4,000元）」。這個工資只有2023年北加里曼丹省基本工資的三分之二，約為 32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6,400元）。喬哈解釋說，他沒有需要撫養的人，還有從家裡得到額外的錢，可以用最低的支出來維持生計。
在媒體主頁的頁首區塊，有一張北婆羅洲省長和副省長的照片。右側邊欄是一家國際酒店的住宿優惠廣告，占了整個網站頁面的四分之一。喬哈撰寫的新聞頁面中間，還穿插地方政府的宣傳廣告。
「如果我們被指派要跑新聞，就一定要去。編輯台會立即打電話給我們，問『新聞在哪裡？』，即使我們還沒到辦公室」。喬哈說，如何執行編輯台的指示常常讓他備感壓力，不只如此，還得同時兼顧編輯的指令與新聞倫理。歸根究底，獨立工作的自由新聞工作者這個詞彙只是一個神話。
四個月前，喬哈離開了他的職場。「沒有資遣費」，他如此說道。現在，喬哈失業中。
喬哈是印尼 799 萬失業人口中的一員。據中央統計局（BPS）負責資產負債和統計分析的副局長埃迪．馬哈茂德說，失業人數與去年的840 萬人相比已有減少。像喬哈這樣的高學歷畢業生很難找到一份穩定甚至體面的工作，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據 Republika.co（2023/2/23）的報導，勞工部長伊達．法吉亞說，失業者中為高等教育者多達 12%。
創新的剝削
馬斯杜基跟他的同事們在2021年「印尼新聞數據調查」中，蒐集了全印尼3,141 家媒體的資料，其中多達 61%為網路媒體。在所有新聞業務單位中，只有 1,682個公司有經過新聞委員會的認證。
「數以千計的媒體，大多數被少數媒體集團所擁有」。瑪麗蓮．林在《十三聯盟：印尼媒體的集中化》（2012）一書中提到，2011 年時，大眾媒體被 13 個龐大的集團所控制。到 2018 年，就有５家媒體公司被淘汰。接下來，出現了媒體大亨。除了自己的各類型媒體之外，這８個媒體大亨還擁有其他業務，如房地產、娛樂、銀行和時尚。
來源：瑪麗蓮．林，《十三聯盟：印尼媒體的集中化》（2012）
根據羅斯．塔普塞爾所著的《印尼的媒體權力：寡頭、公民與數位革命》（2018），這8位媒體鉅子分別是：擁有CT Corp的海魯．丹絨、持有Global Mediacom 的陳明立、控制EMTEK 的艾迪．庫斯納迪．薩里阿特麥迪加、擁有Visi Media Asia 的巴克利集團、控制 Media Group 的蘇里亞．帕洛、持有 Beritasatu媒體控股公司的李文正家族、持有Jawa Pos 集團的余世甘和擁有 Kompas Gramedia 的雅各伯．烏達瑪。
以海魯．丹絨為例，他曾在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3]時代擔任經濟合作部長、自稱「白手起家」，擁有CT Corp這間集團。海魯．丹絨透過該媒體集團，控制了 Detikcom、Transmedia、Trans TV、Trans 7、Transvision、Transmedia sosial、Trans Digital Lifestyle Group、CXO Media、Beautynesia、Female Daily、Hai Bunda、Insert Live、CNN Indonesia 和 CNBC Indonesia等媒體。CT Corp 還主導娛樂業，如 Trans Studio、旅遊和酒店業，如 The Trans Hotel 和 Citilink、零售業務如 Transmart、Wendy's 和 The Coffee Bean以及透過 Mega Bank 和 Blicicil 主導金融業。
媒體所有權集中化致使各家新聞報導大同小異，記者的作品遍佈所有的媒體管道。當然，每個傳媒管道都為廣告提供了空間。尼爾森媒體執行董事海倫．凱薩琳提到，在各種大眾媒體中整合廣告是一種創新，「有趣的是，整合後的廣告類型更加新穎，例如，體育節目中，動畫被附著在賽場上，且廣告可以附加在虛擬廣告看板上」，海倫在 Liputan6.com上的報導如此寫道（2020/8/25）。
然而，記者只能從一家媒體獲得工資。儘管記者的福利不斷下降，但他們仍被要求以專業的方式工作，製作高品質的新聞。換句話說，富人的資產是由成千上萬工資低、僱傭關係不穩定的記者所撐起。
印尼獨立記者聯盟和塞達尼勞動資源中心（LIPS）進行了自由新聞工作者新聞價值的調查研究（2023 年）發現，在 429 名作為消息來源的記者中，約 81% 的工資是根據刊出的新聞稿件來計酬，多達 47.3%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薪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另有 15.4%的人工資不確定。
該研究指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彈性工時只是神話，他們每天都在製作新聞，約有 6.5%的記者提到，他們每月需要提交30篇新聞報導，供稿20篇新聞的人佔5.8%，提供100篇新聞的佔5.6%。為了獲得這些新聞，他們需要工作 8 小時或更長時間，約 65.4%的人提到他們每天須工作 8 小時以上，只有 34.5%的人每天工作時間少於 8 小時。
大部分受訪者受僱的媒體，來自10家新聞母集團，分別為Kompas Gramedia、PT Trans Corpora、Lembaga Radio Televisi Republik Indonesia、PT Global Mediacom、PT Elang Mahkota Teknologi Tbk、LKBN Antara、Jawa Pos Group、Media Group、PT Tempo Inti Media 和 PT Arkadia Media Nusantara。
來源：印尼獨立記者聯盟與LIPS的研究（2023）
這些記者要剝削自己，才能製作出高品質的新聞。約 93.9%的記者得不到業務用車等支援，91%的記者得不到諮詢支援，82.4%的記者拿不到照相機和錄音設備，80.8%的記者也沒有意外保險。
此外，新聞作品只根據瀏覽次數或讀者數量來獲得報酬。媒體公司將作者與讀者貨幣化，一個讀者得一點，一點是100印尼盾（新台幣0.2元）。當作者收集到 2,500 個點（相當於 25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500元）時，點數才可以兌現。
使用點數制度的媒體集團之一是針對千禧世代和Z世代的多媒體平台。這些公司提供的廣告價格高昂，種類繁多。時間長度為 30 秒、圖片尺寸為970x250和300x250的電視廣告片頭價格約為1.1億印尼盾（約新台幣22萬元）。放在文章中心位置投放100KB大小的普通300x250和320x100廣告，價格約為2千萬印尼盾（約新台幣4萬元）。
亞努阿．努格羅霍與他的同事在《印尼媒體業的發展》（2012 年）書中提到，當媒體公司紛紛湧入媒體融合並增加廣告欄位時，媒體的持有者就已將大眾視為消費者，而非擁有投票權的公民。新聞界作為教育者和監督者的角色正在消失，資訊變成吸引著眾多企業和政府廣告的商品。
據說，新聞媒體的收入來源是報紙銷售、訂閱費和廣告。在記者中流傳著這樣一句名言：「新聞是媒體的血液，廣告是媒體的靈魂」。然而，當大眾媒體的收視率很高，廣告鋪天蓋地時，利潤顯然沒有流向記者，媒體老闆會選擇建立一家新公司。相反，當廣告減少時，承擔風險的是記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下，廣告數量減少，記者的福利也跟著減少。
自由新聞工作者，零工的擴張
媒體公司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其中有很多記者以各種類型的勞動關係工作。「印尼到底有多少記者？只有天知道」，新聞委員會副主席亨德利．查魯丁．班貢在Medcom.id上這麼說（2019/9/16）。班貢估計，印尼現在的記者人數約有12萬人。
事實上，根本沒有記者人數的官方資料，尤其是那些被稱為「自由工作者」的記者，就像印尼有多少契約工或臨時工的問題一樣。沒有記者人數的有效數據代表著雇主不遵守強制性勞動報告制度。而且，這些領域的法規執行情況最差。1981年第7號勞動法關於強制性勞動報告規定，每家公司都有義務報告公司內部的員工身分、僱傭關係、勞動保護和就業機會。勞工部人力法律規範審查主任尤利．阿迪拉特納在 Detik.com 上發表的文章（2021/9/1）中指出，全國2.6千萬間公司中，只有359,703家登記了公司強制勞動報告（WLKP）。
如果參考中央統計局2023 年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正式部門工作的人數約為 5,529 萬人，非正式部門的人數為 8,334 萬人，這些人主要從事 17 種工作，其中包括資訊和通訊部門。在資訊和通訊部門工作的人數為 1,009,091 人，這個數字可以再被分為6種就業型態，如自營作業者（191,946 人）、有僱員的企業主（35,120 人）、勞工/工人/辦事員（679,202 人）、自由工作者（24,583 人）、家屬工作者/無報酬者（37,993 人）。
自由新聞工作者人數的增加與媒體所有權集中化、勞動力市場彈性化的擴大及執法不力三者互相助長。勞動力市場彈性化在1980年代開始實施，在2000年代擴大與加強。正如揚．布雷曼在《一個虛假的概念？》 （2013）中提到，「工作類型分層是利潤導向的勞動制度特徵」。布雷曼認為，這類不穩定就業在前殖民地並非新現象，19世紀末，這些非正式工作支撐了發達國家的長期工作。
不同與喬哈迫於形勢，勉強接受自由新聞工作者這個身分，也有一些記者選擇作為自由新聞工作者。對埃科．羅斯迪安托這位2022年Oktavianus Pogou新聞獎得主來說，成為自由新聞工作者意味著獲得學習的自由，可以接觸很多人，為邊緣化群體發聲。他說，雖然自由新聞工作者收入不足，「但我們做得很開心」。正如他在《啟發者》（2022/2/9）上所說的那樣，「並視為是一種崇敬」。然而，眾所周知，勞動權利不受個人動機的影響。自由新聞工作者為媒體公司工作，而媒體公司定期製作新聞，新聞是商品化的。當然，他們有權獲得長期僱傭關係和合理工資。
新聞自由是開放的，科技發展，整個社會的新聞消費模式發生了變化，大眾傳媒行業也發生了轉變。平面新聞媒體減少，網路媒體大幅增加。一些媒體所有者晉升集團鉅子，建立了政黨或在政府中擔任要職，記者的命運卻一落千丈。
喬哈是被稱為自由新聞工作者的眾多記者之一。由於貼上了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標籤，其權利與正式記者有所區別。然而，作為記者，他們的義務是相似的：製作符合新聞倫理的新聞報導。他們還要面對有可能導致職業病的工作型態，以及可能導致工傷事故，甚至造成生命損失的危險工作場所。
（作者敘利夫．阿里芬為印尼塞達尼勞動資源中心主任）
原文載於亞洲過勞監察 K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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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2023年9月25日刊登於Tulisan majalahsedane.org，題目為「新聞製造者的苦難」。
[2]譯注，tuyul在印尼文裡為「小鬼」的意思，為人所飼養，為主人竊取他人的錢財。詳見：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toyol
[3]譯注，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為印尼第六任總統，也是首位直接民選總統，於2004年當選、2009年連任，2014年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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