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安議題

負責照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提供基本服務的勞工，如今都面臨過勞的風險。東京某家公立醫院的一名醫師，在疫情期間每月超時工作達327小時，遠遠超過「每月超時工作80小時」的過勞死門檻[1]。 根據報導，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日本各都道府縣的公立衛生部門員工，工時都超過上述的過勞門檻，其中包括一名奈良縣的員工，在2021年五月傳出超時工作317小時。同樣在2021年五月，秋田縣一間公立衛生部門內，14名員工全都超時工作，工時遠比上述門檻還要高。

眾所週知，第一線的衛生醫療產業勞工，為了奉獻心力對抗致命病毒，因此在疫情期間被迫一肩挑起防疫重擔，其壓力之大，外界難以想像。他們的工時在疫情期間被迫延長，不過事實上早在疫情爆發前，他們就已長期過勞工作。政府過去一直改聘用短期的臨時工，取代原本長期聘僱的公務員，甚至積極推動公部門私有化，以便降低預算。

國立感染症研究所是隸屬於厚生勞動省的國家級公共醫療衛生機構，設立宗旨是預防與管制疾病，保障國人健康與生命安全，但是過去卻大幅裁員，研究員的聘用人數從2013年的312人，到了2019年只剩294人。美國的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功能與日本的感染症研究所類似，但是若將兩者相較，前者的員工人數是後者的42倍，後者的年度預算更僅僅只有前者的0.09%。不只如此，日本的公衛機構數量也大幅減少，從1992年的852間，到2019年只剩472間，驟降45個百分比。但是在這將近30年間，日本人口卻從1.24億人增加到1.26億人，換句話說，每間公衛機構，也就是包含旗下的公衛體系員工，要負責照顧的人口快速增加，所分配到的資源卻是不成比例地減少。

作為國家級公共醫療衛生機構的國立感染症研究所，在財政緊縮與私有化政策下人力不足。

這也就是說，從90年代到千禧年初期間持續施行的財政緊縮與私有化政策，已經嚴重弱化社會因應大規模傳染病的能力，結果就是如今我們遇到的窘況。我們也會發現，越來越多提供基本服務的勞工，都變成臨時聘僱的契約工。根據資料，厚生勞動省的職員，超過5成3是簽訂定期契約。我們不能僅僅只是怪罪新冠肺炎疫情來得太快太突然、超乎人類預期，畢竟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如果政府能提供更多資源，就不會有這麼多公共衛生勞工像現在這樣，頻頻被迫超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