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紀錄

「我不要錢，我要的是公道。」

金錢在我們的社會中很容易聯想到負面形象，因此，許多職災勞工在災後尋求補償的過程中，經常透露出「不要錢」的想法。這些職災勞工受盡身心苦痛，甚至無法復工、沒有經濟收入，在家財散盡的情況下，為什麼不願爭取合理的補償？

社會大眾對於爭取金錢補償的受害者，往往也會質疑起他們要求正義的動機。受災勞工擔心爭取補償就會被貼上「死要錢」的標籤，然而，我們的職災補償制度是否有讓受災勞工獲得合理的補償、重建？這樣的污名與標籤又是如何連結？ 

本月講座邀請鄭雅文、郭淑珍兩位老師，他們在與職災勞工接觸的經驗中，發現爭取補償的污名。這樣的污名如何而來？讓我們來聽聽他們對這個現象的精采分析！

郭淑珍（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有些疾病對於生病的人來說是難以啟齒，例如漢生病、愛滋病。人們常常因為對於疾病的不認識、不了解，又或是不治之症，對於生病的人貼上標籤。以我自己的經驗，過去家族中有人得了癌症，長輩視此為忌諱，禁止我們接觸他送我們的衣物。又例如愛滋，學者劉紹華在他的著作《我的涼山兄弟》關於愛滋病「污名化」的分析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對諾蘇人來說，愛滋病在他們的道德觀念和疾病認知裡，並沒有負面的印象，但是隨著外來組織的介入，帶來外來世界對愛滋病的標籤，造成當地人對愛滋病患者產生了恐懼與歧視。

從這個例子可以很明顯看到疾病、物品本來沒有對錯，但是人對其價值的判斷，就會產生優劣之分。例如檳榔會連結到口腔癌，吃檳榔的多是基層的勞動階級，就產生污名化的結果。事實上，口腔癌的發生不一定是因為吃檳榔，可是只要提到口腔癌就會想到吃檳榔。

我自己每天都要喝咖啡，很多上班族一早就要喝一杯咖啡，對我們來說這就像是工作前的儀式，中產階級喝咖啡會被認為是因為要提神、要努力工作，這個行為被給予了正面的形象。對許多司機來說，吃檳榔也是一種上工的儀式，他們長時間坐在車上不能喝太多水，沒辦法隨時上廁所，選擇了吃檳榔提神。文化和社會價值賦與咖啡正面形象，但檳榔卻是污名化，這裡面還包含了我們對於階級的不同態度。

從事公衛工作的人會認為民眾只要了解健康相關知識，大眾就不會再繼續從事有害健康的行為，所以很多人會以為這些吃檳榔的人不知道檳榔對於健康的危害。我過去訪談許多駕駛，他們其實都很清楚，但對他們來說，開車是他們維持經濟的方式，維持生計對司機來說是更迫在眉睫，吃檳榔是他們面對辛苦工作的紓解之道。

鄭雅文（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理事長）

過去訪談許多職災勞工，詢問他們有沒有申請職災補償，很多人的回答都是我不缺錢，不需要申請。為什麼這群職災勞工連申請勞保職災補償都不願意？

職災勞工的污名來自職災經常會被歸因於個人行為，是勞工自己不小心才會導致職災，所以職災是勞工自己造成，目的就是為了錢。會有這樣污名化的後果，來自社會心理層面與制度設計層面的污名機制。如何去除職業傷病的污名，職災保險單獨立法、法律制度的改變沒有辦法直接改變人們對某個疾病、某個族群的污名，今天也想和大家討論。

這社會有各種不平等，很多健康的不平等，職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不平等是怎麼來的呢？從近端可以看到這個人是貧窮、生活環境不理想等、勞動處境有很多危害，這也會跟上游的一些政策有關，像工時、產業等，這會影響到最後的健康不平等。我們常常忽略文化與社會價值的影響。污名無所不在，例如我們對某些社會階層、族群的刻板印象，如原住民或者是窮人。污名是結構性的社會致病因素，是屬於文化的面向，會導致制度排擠、處境忽略的狀況。

職災勞工有被污名嗎？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社會心理機制」－人們如何看待職災勞工，以及「制度設計機制」－職災補償制度的混亂狀況與政府積極地防弊。職業傷病的污名化，使得目前職業傷病的通報低、認定率低、補償也低的狀況，致使職災勞工在傷病發生之後成為更弱勢的一群人，過往就有許多研究指出職災勞工是心理疾病的高風險族群。

因為職災發生在個別的勞工身上，問題被個別化。職災勞工單獨面對雇主，沒有議價能力。而職業傷病通報、就業程序、爭議審議機制缺乏勞工參與，以及給付不足。當職災勞工發生職災後，大多數無法復工，又拿不到職災補償或是職災補償不足，沒有經濟收入下只好跟雇主決裂，卻又被污名化為愛錢。

對於職災勞工的去污名，拋出幾個方向一起來討論。在個人層次上，有更多理解與研究、更積極的勞動與社會教育；在制度層面上，改變職災補償制度。當然最重要的是勞工要有集體的力量，打破職災將問題個別化，歸咎個人的行為，才有可能扭轉職災勞工的污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