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過勞監察】過勞死在日本

2020.05.11

過勞死在日本


文/岩橋誠(Makoto Iwahashi);譯/何哲欣

 

過勞死

 

「過勞死」,字面上意思就是指「因為超時工作致死」。遠在1980年代,日本有一群醫生、勞權律師、工運份子創造了「過勞死」這個詞,自此之後,因為工作導致生病、甚至死亡的個案數字,急速上升。

 

根據日本政府的過勞死政策白皮書,2018年因為過勞申請工傷(包含死亡)的補償金,不論是導致腦部受損與心血管疾病,總共有877案。該年政府承認跟工作有關的個案有238案,其中有82案死亡。與2017年相較,該年政府承認253案過勞跟工作有關、其中有92死。事實上從2002年開始,日本大概每年都有100個過勞死的案例,也就是每四天就有一人過勞死。


2014年通過《過労死等防止対策推進法》後,厚勞省每年需提出過勞白皮書,報告過勞概況及提出對策。
2016年出版第一份白皮書。圖片來源:厚生勞動省

一般來說,如果要被視為過勞死,門檻是勞工必須在二到六個月內,有一個月超時工作80小時,或是在一個月內至少超時工作100小時。

 

不過必須要注意的是,政府認定的過勞死個案,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對於已經痛失親人的家屬而言,都很難試著去「證明」親人的死亡與工作有關。很多個案都缺乏相關報告,或者都被視為是因心血管疾病猝死,找不到其他明顯死因。何況日本政府並沒有蒐集證據,證明有多少勞工是因過勞而死。

 

過勞自殺

 

過勞自殺,意思就是因為超時工作而自殺,通常是因為工時過長產生的心理疾病,或是工作的質量改變,或是其他原因,導致勞工自殺。因為超時工作產生的心理疾病、甚至死亡,在2018年有1820件申請案,是史上最高。政府認定其中465案與工作相關,包含76案勞工自殺或是自殺未遂。

 

2015年任職於日本廣告業巨頭電通公司的高橋茉莉,因不堪長期超時加班而自殺。
其母高橋幸美(右)與律師川人博(左)召開記者會。圖片來源:Nippon.com

 

顯然465案的數字,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畢竟超時工作與職場騷擾,在日本職場越來越常見。警察廳蒐集的資料顯示,大約有2000個自殺案例與工作相關。每年有大約兩千個勞工因為與職場相關的因素而喪命,但政府提供補償的案例卻不到一百件。

 

難以弭平的鴻溝

 

相關數字被嚴重低估的原因是,一,死亡個案的家屬必須親自提出申請,才能申請過勞死的職災補償;二,如果政府要認定是過勞死,家屬必須自己蒐集所有過勞的證據。

 

如果家屬沒有提出申請補償,一切都不會列入紀錄,即使這個個案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過勞或是其他與工作相關的因素。政府或是地方勞工局無法在沒有收到勞工或是勞工家屬申請的情況下,就介入調查。意思就是家屬必須懷疑死亡與工作有關,或是蒐集可信的證據,證明勞工身陷極長的工時環境,或是勞工因為職場騷擾、沒有其他原因,而導致他內心抑鬱。

 

很多雇主決定不揭露職場資訊,因為擔心如果被指控公司強迫勞工超時工作,就要負擔一切損失。許多跟職場騷擾有關的案例也顯示,越來越難證明自殺死亡背後的原因與職場有關。

 

即使家屬成功蒐集了重要證據,但政府認定是過勞死、並提供補償的機會,也不是很高。如上所述,家屬認為親人的疾病與超時有關的案例,總共有877案,但只有239個案例最終被政府認定與工作有關,除此之外,還有數百名勞工與其家屬,都沒有獲得任何補償。

 

日本雇主強迫勞工超時工作的惡名遠播,也導致成千上萬的勞工因為工作而喪失生命。很多公司把勞工當作免洗工具。為了持續對這些無良企業施壓,工會與NGO團體必須持續支持勞工與家屬,讓他們能追求權利,爭取來自政府或是雇主的補償。

 

(作者岩橋誠為日本勞動協會POSSE工作人員;譯者何哲欣為職安連線會員)

 


原文載於東亞過勞監察 KWEA

















 

東亞過勞監察(Karoshi Watch in East Asia, KWEA)由來自三個不同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包括韓國勞工安全與健康機構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日本POSSE,共同建立資訊分享的平台,監督韓國、台灣、日本三個國家的超時工作與過勞死問題,共同推動制度與政策的改革,改善東亞勞工愈趨嚴重的職場健康問題。

本專欄中文版將於每個月10日刊出,每個月分別輪流由韓國、台灣、日本報告各國國內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