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交流】2019年ANROEV年會(下)

2019.11.11


2019年亞洲職業與環境受害者權益網絡年會於韓國首爾大學召開。圖片來源:職安連線



【外包與風險轉移】

 

為降低生產、營運成本而生的外包制度,在世界各國廣受使用;非核心與高風險的工作被外包,將成本與責任層層轉嫁,勞工的安全與權益也在層層外包下被犧牲。在韓國,外包制度也相當氾濫。2018年底,一名在韓國西部發電泰安火力發電廠工作的外包工,在例行檢查運送煤炭的輸送帶是否運作時,頭遭機器夾住,當場死亡。事發後,發電廠認為自己不是雇主、毋需為此負責,外包廠商強調現場是由發電廠監督指揮,雙方互推皮球,還認為事故發生是因為這名24歲的工人未遵守工作現場的安全規則。在此之前,一名19歲的外包維修工人於首爾地鐵二號線九宜站維修故障的安全門時,遭進站列車輾斃。



24 歲外包勞工金容均因職災慘死,外包廠商與發電廠互相諉過,引起韓國社會的憤怒。圖片來源:Steven Borowiec

 

另外,未若三星電子來得受到社會關注的三星重工,在2017年發生韓國造船業近十年來最嚴重的職災事故,造成6人死亡、25人受傷,這些傷亡勞工全是外包工人。事實上,韓國造船業在近二十年來,外包比例逐年上升到七成以上,三星重工更有近九成都是外包工。由於外包廠商不一,各自管理與指揮,導致現場工作未能一致,使得職業傷亡頻繁發生,然而三星重工對這些外包工人幾乎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一再發生的外包工職災死亡事件與企業和外包商之間的推卸責任,引起社會大眾的憤怒,2018年12月底,國會修正《產業安全衛生法》,強化對工作場所、設施、裝備等具有實際支配與管理權限的企業主責任,同時也擴大到特殊就業勞動者和平台送貨的從業人員。雖然該法擴大對業主的責任範圍與提高罰金,不過遺屬與工會團體認為修法成果有限,要求全面禁止外包,才能真正保障所有的勞工。

 

 

【過勞與過勞自殺】

 

30年前很難會想到有人會因為過勞而死,如今在台灣、日本與韓國,過長的工時所引起的腦心血管疾病甚至因過勞而自殺,已是這些東亞國家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議題。
 

日本是最早將過勞納入職災認定範圍的國家,但到現在要證明工時過長仍舊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是日本勞動法令長期以來對加班時數沒有做出限制,雖然2018年日本政府對加班時數做出限制,但允許遇到產業旺季等特殊情況,全年可加班720小時、每月100小時或2到6個月平均在80小時以內。不過,由於沒有入法,政府又允許雇主可要求勞工加班,勞工要證明過勞並不容易。而年輕人遇到的問題更為嚴峻,在長工時之外還有低薪的問題。

 

 
職安連線執行長黃怡翎分享台灣過勞的現況與相關政策。圖片來源:職安連線

 

台灣直到近幾年過勞的案件才開始浮出檯面,如同日本,許多勞工或其家屬因舉證困難而無法通過職業病的認定,或是未依法投保,而不在統計數字當中。台灣的工時普遍超長,原因與雇主為節省人力成本有關,人事成本愈低,勞工的勞動條件就愈差,低薪助長了過勞的現象;本薪過低的勞工,只好靠加班費苦撐,加劇了當前職場的過勞問題。近年來因過勞導致精神疾病或過勞自殺的問題,也開始被社會大眾關注,不過,實務上能通過官方認定職業病的比率非常低。

 

韓國的工時向來在OECD國家中名列前茅,自殺率亦是如此。韓國社會對於自殺普遍存有污名,認為他們不夠堅強、軟弱或是為了補償金。對家屬來說,他們除了承擔社會異樣的眼光,公司往往不願承認錯誤,也不願負起補償責任,遺屬必須承受這一切。因此,同理與支持家屬是很重要,但韓國社會缺乏這一塊的協助與政策支持。

 

一起在韓國引起社會關注的過勞自殺案件,是任職於TVN電視台擔任助理導演(program directo)的李韓光(Lee,Hong-Gwan),他在拍攝連續劇的過程中,長期在高壓環境下工作,甚至還有在55天內僅休假2天的工作紀錄,再加上影視圈積習已久的不當職場文化,經常遭受言語霸凌等職場暴力,最終導致過重負荷自殺身亡。在他死後家人及其他工人組織抗議,要求相關法令保障,在抗爭結束後,公司認錯,家人將其補償金成立韓光媒體勞動人權中心,從事改善韓國連續劇產業中不合理的工作條件,並設立「媒體申冤鼓」平台,提供從業人員舉發、親自到現場進行調查、研議解決方案等。李韓光的父親在會議中表示,受害者的家庭成員,在事後是很難得到修復的(延伸閱讀:絢爛鏡頭照不到的陰暗過勞死角)。

 

不同於日本、韓國或是台灣對於週工時有上限的規定,香港並無工時規範,因此,沒有過勞的認定,也缺乏對於自殺的統計資料。沒有統計不代表過勞問題不存在,以NGO服務的經驗中確實發現了這些因為長工時而自殺的個案,但目前他們的自殺都只會被歸咎於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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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ul Declaration

We are not a victim by accident. We are the survivors over accident. Therefore, we gather here to declare that

No accident happens by accident, but is caused by the underlying system.
Repeated accident is a crime, and another death at work is a murder.
Every human error of the decision-makers needs ful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e compensation, we, the survivors, demand proper rehabilitation and return to work.
Beyond the passive benevolence, we, the survivors, demand the full rights with active roles, to participate in investigation, prosecution, and compensation.
Before any rules or regulations, we demand every member of the society to change to expect for the cultures of active survivors, not just passive victims.

 

首爾宣言

我們不是意外的受害者,我們是超越意外的倖存者。因此,我們聚在此宣布,

任何意外的發生都不是意外,而是肇因於背後的體制。讓意外一再發生是犯罪,職災造成的死亡是謀殺。每個決策者的人為錯誤都應負起責任。在補償之外,我們倖存者要求適當的復健與重返職場。

在仁心善舉之外,我們倖存者要求具有充分權利的積極角色,以參與調查、起訴和補償。在制定任何規範制度前,我們要求社會上的每個成員都做出改變,期待主動的倖存者文化,而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